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经商实践中，曾经涌现了诸多名重一时的地缘性商帮。这些具有浓郁区域色彩的中国商帮，在其传奇性的崛起过程中不仅造就了许多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而且在人文精神方面也留下了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丰富遗产。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百年辉煌的宁波商帮，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佼佼者。

宁波简称“甬”。饮誉全球的“宁波帮”，是客居他乡的宁波人在开展商事活动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著名商帮，它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崛起于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工商业的风风雨雨，留下了“宁波帮”浓墨重彩的一笔。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帮在长期的创业过程中，不仅对推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形成了使自己得以长盛不衰的精神风范和文化性格??宁波帮精神。传承这一人文精神的薪火，对于今天导引人们的良知善行，防止商业贿赂和不正当交易行为，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近代宁波人有着较开阔的眼界。近代中国开放之初，大批宁波人投身对外贸易业，得以直接触摸西方文明，成为近代中国最早了解与掌握西方经营方式的人士。宁波帮在学习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仅继承发扬了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吸收以人为本的传统人本思想，而且成功地把传统家族同乡关系运用于近代创业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具有顽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奋发进取、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史载甬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宁波人耻于安守家业，不愿在狭小的家园碌碌无为，他们宁愿冒险犯难，到处为家，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创业。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中叶，许多宁波商人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及港台等地创业，他们披荆斩棘，奋力开拓，顺时应变，及时调整经营领域与服务内容，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异国他乡创造了不凡的业绩。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第一”，都是与宁波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近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近代中国最大的商业团体??上海总商会，近代中国第一家华商交易所，以及第一套中山装、第一个科学仪器馆、第一部无声故事片、第一部有声故事片，等等。

克勤克俭、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勤俭起家，艰苦创业”，“凭手艺吃饭”是众多宁波商人的立足之本和基本精神。许多宁波帮企业家成功的背后，都有一部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他们大多白手起家，一步一个脚印地成就自己的事业。如包玉刚、邵逸夫，虽然都没有上过大学，却都有顽强的钻劲和毅力，兢兢业业，持之以恒，并不耻下问，务求精通，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船王、影视大王。

注重团队、强调联合的互助合作精神。《鄞县通志》说：甬人“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在近代中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宁波人活动的地方都有同乡会一类的组织。亲邻相帮和同乡扶助的习俗不仅推动大批宁波人走上从商之路，也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随着时代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宁波人的群体意识日益渗入了近代因素，这种经济利害关系与血缘乡情等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其核心是强调团体与联合的力量。

报效祖国、造福乡梓的济世精神。急公好义、造福故土，是宁波帮素有的美德和传统。如吴锦堂捐资三十万银元在家乡创办锦堂学校，在二十世纪初被誉为中国办学三贤之一；抗美援朝时王宽诚向祖国捐献飞机，一时轰动中外；邵逸夫向内地教育事业捐资三十多亿元，成为华夏捐资助学第一人；八十年代以来，旅外宁波帮企业家向内地各类社会公益事业捐资五十多亿元……许多宁波帮著名人士的大义善举，给后人留下了爱国爱乡的范本。

商业贿赂成为交易中的“潜规则”，成为“一大公害”，其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在于一些人价值观、荣辱观扭曲、错位，以致商业良知缺失、商业诚信萎缩。疗救商业贿赂这一世相病态，必须揪住病根，在疗救人的“心病”上作长久的努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商务文化建设，以清新的商务文化之风唤醒商业良知，重铸诚信商魂。而要达成这一重要任务，一方面，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赋予社会主义商务文化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必须探本溯源，继往开来，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商业文明中发掘、传承优秀的人文基因，特别是要高擎起杰出商帮人文精神的薪火，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务文化中不能不加以重视的一个重要内容。